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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主持人语:贫困问题是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发展问题,其成因和形成机制各式各样、千差万别。尽管对贫困有一些标准来加以划定,也有一些理论对贫困成因进行了概括,然而,贫困问题并非单向度的、静止的,而是发生社会过程、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既需要有宏观的视角,也需要有微观的考察和探析。精准扶贫是新近提出的一种扶贫新战略,按照中央精神,精准扶贫包括六个要求: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这种深刻的社会变迁集中地体现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的、整体性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实质就在于从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飞跃与质变。今天,站在全面深化改革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考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重大课题,我们必须看到,行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其明确的市场化取向和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无疑给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公民社会的培育提供了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由"社会主义"所主导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完善,在给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打上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烙印之际,也充分彰显了其深层的社会主义价值意蕴。
医疗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政策是推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动力和根本保障。近年来,医疗保障制度随着我国医疗政策的不断变化而得到长足进步。目前我国医疗政策存在政策不统一、政策层次低、政策模糊和政策失衡的问题,需要科学地制定医疗政策,不断构建和完善我国医疗保障制度。
社会政策作为国家和政府出台的旨在影响国民福利的政策举措,在落实新扶贫攻坚方案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政策与新扶贫攻坚方案的有效衔接,具体涉及社会政策理念的嵌入,社会政策项目与精准扶贫方略的精准对接以及因户(因人)施策、动态调整,实现社会政策与相关政策的衔接、互动,助力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的反贫困社会政策建设还存在着各种缺陷和不足,需要结合当下国情,借鉴国际相关理论与经验,加快反贫困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
农村贫困问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短板效应",贫困问题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兼具的社会问题和发展问题。农村社会既存在着某些家庭和个体有着这样那样的生活困难的个体性贫困问题,也存在着特困地区的连片贫困问题。针对农村贫困问题的两个基本现实形态与生成机制,有效地推进农村精准扶贫,需要建立和完善两种扶贫机制:常设性扶贫精准机制和针对性精准扶贫机制。常设性扶贫机制就是将慈善、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化,针对性扶贫机制主要是针对农村连片贫困问题的性质和成因,形成能促进区域均衡与平等发展的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扶贫政策和制度体系。实施农村精准扶贫战略,并不只是为了达到狭义的、短期的脱贫目标,本质目标是要让农村社会的各种贫困问题都能得以有效应对,让农村贫困地区能得到均衡发展,平等地分享发展成果。
新一轮扶贫政策,尤其是精准扶贫策略的实施,对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精准扶贫主要是解决农村存量人口的贫困问题,而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以防脱贫与返贫周期性上演,就需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因此,如何使农民工有序融入城市是农村扶贫政策顶层设计中的关键环节。研究选取500个在京农民工家庭为样本,对在京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心理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底层心态,过客心态,边缘心态和保守心态,是贫困心理表现。在此基础上,分析产生贫困心理的原因,提出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和重塑社会行动重构农民工社会心理的观点。
世界在全球化,世界已被卷入全球化,在全球化语境中,他者文化系统和文化观念影响与文化传承和文化身份认同形成多样性的矛盾和张力,各种不同的、相异性的、多样化的文化被卷入全球化之中,各种相异性、多样性、传统性和地方性的文化在"全球化"中面临着重大而严峻的挑战。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来说,如何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传承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扩张中保护文化的地方性和差异性,成为当前文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玉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帛之路是以玉文化为价值皈依的东西文化交流大通道,它沟通了东部玉石信仰观念核心区和西部资源分布带,历史悠久,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的前身。玉帛之路的灵魂是玉教信仰,它关联着华夏文明的起源、发展与传承,是重建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石。通过研究古典文献,结合九次以玉帛文化为主题的田野考察活动及所获资料,可以清晰地阐明玉帛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地位和价值。
陆路边境口岸作为我国与毗邻国家密切联系的重要枢纽和载体,发挥着政治安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诸多功能。学界以往对口岸功能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与经济功能方面,对口岸文化功能重视程度不足,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对口岸功能进行重新审视。基于新的时代背景,结合口岸发展实际,重新审视口岸功能特别是文化功能对富边、固边、民族融合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大意义。从几个方面提出陆路边境口岸文化体系的构建框架及口岸功能发挥的相关创新性政策,同时探索口岸文化试验区建设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以期从口岸文化功能建设方面为国家沿边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文化与商业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华裔经济学家陈志武坚信"文化是一个因经济需要而内生的隐性合约机制",此种合约机制可内化为商业伦理因子而影响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影响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甚大。明清时期,晋商以其雄厚资本居于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商业精神——晋商伦理深深打上了儒家的烙印,晋商所倡导的一系列伦理理念,都不失为现代企业发展的楷模。从儒家义利观、敬业观及仁和观的影响入手深入分析晋商的信义伦理、职业素养和社会伦理,同时从儒家局限性窥探晋商伦理的局限性,以期对现代企业发展有所借鉴。
作为20世纪一位颇为重要的媒介思想家,媒介环境学者沃尔特·翁致力于研究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及电子文化的变迁如何影响文化、改变人类意识。他从技术的角度界定了"文字"概念,重点研究了文字媒介如何重构人的意识;他关注了"印刷术对意识产生的微妙影响"论题。沃尔特·翁"文字是技术"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字技术或曰文字媒介对意识的塑造、重构以及文化的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高度关注印刷媒介对人的心理、认识、思维以及对社会、文化等产生的影响,是沃尔特·翁展开相关研究的重要特点、主要脉络和基本范式。
中国传统儒、道"天"概念或为自然之天、人格之天,或为义理之天;谭嗣同受基督教之"天"(上帝)及神伦观念的影响,改造了传统"天"概念,将其作为阐发《仁学》平等观的形上根据;并效法基督教"神道-人伦"理路,提出"天统"、"称天"说,批判封建专制政治和传统纲常名教,以平等理念重塑儒家"天道—人伦"秩序。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绿色化的发展理念,使得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更为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更加具体的实践路径。绿色化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将带动"绿色产业",实现绿色崛起;绿色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将引领"绿色消费",实现绿色增长;绿色化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将形成"绿色新风",实现文明永续。以绿色化引领"五化协同"为基点,深刻阐述了绿色化的内涵及其与其他"四化"的深化深刻关系,重点阐述了绿色化引领"五化协同"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突出分析了引领背景和引领寓意。在此基础上通过五个视角,着重分析了绿色化引领"五化协同"的哲学基础,指出了新常态下坚持绿色化引领"五化协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阐明了绿色化引领"五化协同"的价值意蕴。
福柯的微观权力学以反主流的视角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其独特的权力分析话语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解读兴趣。无支配性、主体缺失成为福柯微观权力学的共识,但是国家作为权力主体在福柯微观权力学中并没有消失,而是体现了更加强大的支配和控制。福柯无奈于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渗透,以权力的对象—肉体为分析的视角展示国家权力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并分析了增强国家权力的技术性手段。对权力主体缺失的解读反映了福柯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悲观情调。
霍耐特将社会哲学视为一门独立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并将其理解为对社会病态的诊断,即社会病理学。在霍耐特的视阈中,作为社会病理学的社会哲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而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处于这一发展谱系的开创性阶段。卢梭从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出发,批判现代生活方式强加给人类的束缚,确立了社会病理学的研究方向;黑格尔以"分裂"概念为基础,批判社会共同体瓦解导致的社会病态,推进了社会病理学的发展;马克思先后以"异化"和"物化"概念为基础,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和结构性矛盾的批判性诊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特征,丰富了社会病理学的理论资源。
何为生态正义,以及为何全面建成小康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凸显,需要回答。马克思、亚里士多德、罗尔斯等人的正义学说是重要的借鉴。生态正义的首要内容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敬畏自然并非捍卫自然的权利,而在于自然的物质本原性、客观实在性;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逻辑。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代际生态正义须把握对后代负责任的度;代内生态正义须分清损益的责任,及保护弱者。只有到了小康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才成为中华民族的严峻挑战、重要价值及文明进步的突出标志。
朱苏进是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蕴含着一个执著的英雄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社会理想优先于个体发展是其创作的价值倾向,权力往往被视为将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统一起来的粘合剂。从文学的英雄梦转向影视的商业梦,朱苏进和一批军旅作家相似的创作历程折射出时代的转型与精神的浮沉。军旅文学的再出发,一是要在和平的环境里坚守一种英雄的信念和梦想,二是要在商业化、娱乐化的环境里保持艺术的独立性。
老作家散文是当代散文史叙述中的重要存在。老作家指向特定年龄人群;散文写作的主旨内容、叙述策略等具有鲜明的身份标识与时代表征。论文从回忆性和干预生活两个纬度,对1980年代老作家散文进行系统梳理,彰显阶段性历史中散文叙述的思想意义及审美特质。
人类学家以各自的研究视角关注着人类的方方面面,文学人类学家研究文学文本中的人类学症候和具有人类"地方性知识"的文学文本,研究这些文本在"关注个人而关注全人类全宇宙的情感、命运"时的人类意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莫言的小说对乡村母亲的书写和对母子关系的人类学深描,以文学的"镜像"呈现现实生活中的乡村母子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深层复杂的文化原因。本论文通过对莫言小说中深描的母子关系地研究,认为莫言的小说在"伦理召唤与回忆中深描的乡村母子关系",呈现了"家长制父权文化与母子关系中母亲的屈从地位",并将父权文化遮蔽在"深闺"的乡村母亲前置,以关注人类的情怀关注这些默默无闻的母亲。在此基础上论文也深入研究了小说中显现的乡村母亲的智慧和德性及其价值和意义。
网络文学是在网络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网络作为文学的媒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广地影响了文学活动。网络在对文学产生解放效应的同时也给文学带来异化之维,它改变了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改变了作家主体和创作方式,也改变了读者的心态和阅读习惯。分析和梳理网络作为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是我们研究网络文学的内在要求,也是对网络文学做出价值判断的重要尺度。有助于在对网络文学进行规范的基础上产生更多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真正推动文学的解放。
日本汉文笑话作为汉文化圈传播的一种重要内容和媒介,值得学界关注。将日本汉学家对中国笑话的选择、接受和改造、增益,放在共同文化认同体系中来认知,才能得到更为精确的定位。汉文化圈的本土与域外、传统原典与衍生文学的关系,确实值得全面考量。
清代杜集序跋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不仅保存了大量稀见文献,从中亦可考知某些杜集刊刻时间,辨析某些文献之真伪,甚至还可以窥见清代杜诗学界的学术分歧。此外,清代杜集序跋中还蕴含着丰富的诗学理论与思想,清人提出通过反复涵咏、"不笺一字"的反穿凿思想,对"以杜证杜"的方法也进行了集中阐述,另外还提出注杜者际遇应与杜甫的经历相契合方可注杜等观点,这些思想对于清代杜诗学的发展都颇有助益。
清末民初时期的小说塑造了不少女侠形象。此时的小说作者对女侠形象的关注和书写,受到两种形象的影响,一为现实世界中的革命女性,一为翻译小说中的理想女性。此时的小说家,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着重强调了女侠形象的革命性。他们也试图在革命话语之外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寻找女侠品质的契合点,然而这恰恰暴露出此时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关于女性解放的思想与理论储备不足。
明末清初社会急剧动荡直接影响了社会文化思潮的活跃。易代之际的士人身处文化反思的大潮之中,对明代文学思潮展开了全新审视,他们一方面对明代文学发展中的精华成分进行总结吸收,另一方面也对其弊端进行批评和挞伐,从而造就了特殊的文学局面。士人对明末清初文学思潮的积极回应,既充分体现了文学自身嬗变的轨迹,也是对社会变迁影响文学演进这一命题的诠释。
齐己是晚唐五代著名的诗僧,其诗歌创作及理论著述既有儒家诗学的特征,又具佛学色彩。儒、释思想的糅合,体现了诗僧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以《白莲集》《风骚旨格》等典籍为据,对齐己"儒、释糅合"的诗学思想进行论析:齐己不但对儒家诗学予以继承创新,还引佛禅词汇喻诗,主张诗禅双修,提出了诗歌审美风格、题材及锤炼字、句、意等具体的创作范式。齐己的诗歌及理论著述为唐代诗学抹上佛学色彩,加速了佛学的中国化及其与中国诗歌的融合。
1935年9月党率领红军长征来到甘肃,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这不足两年的时间却涵盖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转移到西北地区的全部历史。这一阶段党面临一系列叠加共生的重大风险,其不确定性和非常态性放大了风险的后果,对党和红军的生存发展构成了严重危害。党领导红军依靠自身微弱的力量加以应对,最终完成战略大转移,优化了生存环境,实现了国内时局由内战向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性转变,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边缘一举成为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这段历史,党应对风险采取的策略、方法及其实施效果,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是党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更好地教育和动员民众,宣传抗战,激发民族精神,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以历史教科书为武器,从不同角度来书写其对民族认同的认识:确立"黄帝"是中华民族先祖和国家统一开创者的形象,叙述中华民族形成、演进、融合的辉煌历史,叙说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书写危急存亡之际的民族复兴,以激发全民族持颠扶危的决心。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日伪奴化宣传的不利影响,又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为中华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这也彰显了近代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西周、春秋君令反映西周、春秋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意志,是其达到统治目的的工具之一,颁布的形式有书面和口头两种。然而以口头形式颁布的命令在臣下的传达过程中极易失真,最终影响君主思想和意志的准确执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很难留存以备考证。那么,西周、春秋时期是如何保证君主颁布的口头命令在传递过程中不易失真且能完整留存以备考察呢?首先,要得益于西周初建立的史官秉笔直书制度,其次,还得益于西周、春秋时期对令书进行的管理和保存,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见到西周、春秋时期令书并知晓蕴藏其中的重要史实。
政治诉求是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价值表达,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前我国大众政治诉求的新特点表现为:一是诉求主体多元化,可以分为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知识分子和新型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二是诉求内容复合化,表现为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社会诉求与政治诉求、法律诉求与政治诉求的内容交织;三是诉求行为复杂化,表现在群众对切实利益问题诉求强烈、群众对相关法律政策缺乏理解、有关部门对政治诉求的分流处置不合理;四是诉求方式多样化,表现为传统政治诉求地位稳固、网络政治诉求作用凸显和非理性政治诉求不容小觑三个方面。
经济主义在我国政治体系中的各地方层级中不当扩张,并通过大众社会心理转换机制,实际上发挥着某种意识形态功能;进而通过加剧经济利益消极化、淡化基本价值共识、消解政治权威、扭曲政治行为,使社会很难达成改革共识与价值共识,从而侵蚀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国家认同,由此对我国政治体系的整合机制和现代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这在根本上不利于贯彻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积极培育现代国家认同为基点,建构基本共识、凝炼核心价值,由此化解经济主义的危害,就成为深入推进"四个全面"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充分证明,改革是解决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关键问题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改革动力在减弱、后发优势消耗殆尽、投资报酬递减、现代化症候群(Syndrome)等问题为导向,在深刻揭示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以现代化视域解读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支柱性和协同性制度特征,进一步透析市场与政府、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效率与公平等改革子系统运行规律及其互动关系,从而防止现代化的中断和消解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在人成为主体力量的现代社会,红色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停留在形式上的认可和服从。红色文化认同,是指社会群体认可与接受红色文化蕴含的价值,并将其内化为一种思想理念和行为约束的内在力量。红色文化认同不只是简单的意识形态观念问题,更多涉及到意识形态建设的相关问题。红色文化是执政党获取社会成员政治认同的新进路,反过来政治认同亦有助于红色文化的传习。红色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实质上就是历经认知、理解、信仰红色文化的认同阶段,自愿的、主动的认可接受经由功利的、被动的服从发展而来,红色文化衍变为人们的政治信仰才标志着最后形成。理论研究的不足、虚无主义、空壳化和世俗主义带来的影响,使红色文化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危机。政治人观照下的红色文化认同必须从时间的维度、空间的维度以及超越时空的价值的维度等三个维度来安排和优化。
网络交易规则在网络交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具有相当规模的规则体系,在网络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网络交易规则的属性是交易习惯,具有习惯法的法源性质。网络交易规则既具有行为规范的效力,也具有裁判规范的效力。网络交易规则作为民法习惯法的行为规范,包括显性行为规范和隐性行为规范;在其符合民法习惯法裁判规范的法律授权、穷尽法条、当事人接受和时空制约四个要件后,即具有裁判规范的效力,法官经过识别和确认,可以作为裁判网络交易中发生的民事纠纷的法律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无疑是3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成就。但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其中也渗透着一定程度的国家主义、工具主义和法条主义倾向,因而难以很好地回应当下改革"深水区"的重大复杂问题。这就需要按照"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和当下治理法治化的新要求,对法律体系建设进行重新定位。即在目标上应从工具性转向价值性、在功能上应从外在控制转向内在秩序、在动力上应从规划设计转向共建共享,并基此厘清法律体系构建过程中的统一性与地方性、权威性与包容性以及建构性与经验性的关系,进而推进法律修改完善并进行法律体系重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秩序的建立。
航空事故受害人为获得高额的损害赔偿,常常绕开运输责任体制以产品缺陷为由提起航空产品责任诉讼。该责任具有显著的国际性特征,交织着运输责任和产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该责任所涉法律关系、责任主体、归责原则、免责事由、管辖权及准据法的确定都较为复杂,存在不少困惑。中国在大飞机发展战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日渐增强的背景下,应借鉴欧美航空产品责任完备的立法及成熟的司法实践经验,及时修订《民用航空法》,制定单行航空产业促进法,完善中国航空产品责任法律体制,防止中国成为继欧美之后的第三大航空产品责任诉讼重镇。
司法实务中对于共犯的认定存在较大的误区。以刑法第350条第2款的理解为例,从德日共犯从属性理论考虑,要求客观上购买人实际实施了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的制造毒品的实行行为,从我国刑法规定的实际出发,不能类推适用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能把其当作一种拟制规定,把帮助犯作为一个单独的犯罪处理;在共同犯罪中的认定逻辑中也应该本着保障人权和效率的角度出发,遵循从正犯到共犯的认定逻辑。刑法用语的简洁性、依赖性、习惯性等客观现实因素和诉讼策略、功利主义的懈怠性等主观因素容易导致对刑法用语有意无意的曲解,为尽可能规避其弊端,我们应当通过立法修改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第350条第2款增加"……购买人实际制造毒品的……"的表述。
从企业和国家两个视角出发,在二者的联系中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揭示了其阶段特征和历史经验。在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中,尽管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总是缠绕在一起,但对外扩张的主力仍然是企业,对当地资源、市场的控制问题是对外扩张的核心问题,在企业对外扩张中国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在对外开放中高度重视实际控制权的变化,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设法掌握这种权利,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切实维护企业和国家的利益。
供给机制和需求机制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不同的作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问题既有供给问题,也有需求问题。在新常态背景下,应改变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将调控的重点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侧改革。但是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要否定需求管理。在新常态的经济增长中,应依据宏观经济短期平衡发展和中长期发展的要求,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加强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把供给侧改革与扩带去相结合,把供给侧改革作为新常态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实现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把长期增长与短期增长相结合,把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政策与需求管理的政策相结合,建立供给侧结构改革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
中国和平发展常常与美国的亚太经济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在合作与竞争交织的复杂变化中相互影响,塑造着亚太经济格局;中国和平发展与美国亚太经济战略,在不同时期的彼此契合度不同,对立性与统一性程度不一地共存于这个双边关系中。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亚太经济战略调整上更加遏制中国,中国则在这一时期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其核心之一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希望加入美国战略调整下的TPP,与以往的经验类似,中国必须改变自身来适应TPP,具有被动性。TPP在客观上也有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一面。对于美国的亚太地区经济战略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也有自己的应对资源优势。
金融创新与影子银行的产生和发展是金融市场自身不断演化的结果,也是金融结构发展、融资多元化进程中的产物。从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是现代金融结构演进的基本趋势,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混业竞争的深化将诱使影子银行活动呈多元化和持续壮大趋势。中国影子银行活动在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正向效应,同时,近几年我国影子银行活动也表现出无序膨胀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系统风险。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结构的复杂化,影子银行的发展将更加迅猛且形式更加复杂多变。因此,监管机构应当正视和积极引导与规范影子银行的发展,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和影子银行风险预警机制,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在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模式的同时,着力打造一个特色突出、结构合理,组织健全、辐射广泛,在中国西北地区乃至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金融中心,正是甘肃省当下建设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任务和重要组成。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甘肃黄金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重点从产业基础、要素禀赋和区位优势等方面分析了兰州市建设西北区域金融中心的优势所在,并从强化引导、构建平台,科学布局、协同发展等方面,为兰州市积极营造金融产业集聚、金融合作顺畅的良好局面,进而为推动甘肃省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是重构县域"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核心。县级政府治理中存在"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和"超能"、"全能"、"逞能"、"低能"、"无能"、"不能"等能力方面的问题,因此,要按照现代治理理念,实现政府重塑和"政府—市场—社会"关系重构。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通过改进经济调控、矫正权能关系、加强文化引领、解决民生问题、构建多中心机制,实现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履行职能能力的现代化;通过以体现人民性为核心塑造服务型政府,以依法行政为重点培育法治政府,以大数据为支撑建设信息政府,进而实现其转变职能能力的现代化。
我国民生类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探索在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实行市场化改革正当其时。通过运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全面梳理我国民生类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面临的瓶颈问题,系统分析问题存在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政府管制路径。在借鉴既有民生类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当前制约民生类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不足、公平性失衡、市场化效益较低三个方面。只有继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落实民生类公共服务的公平性、提高民生类公共服务市场化效益三项政府管制措施,才能为民生类公共服务市场的改革提供政策借鉴及理论启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国家作为网络治理主体,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对于在网络空间中保障公民权益,重建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政治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驱动作用。网络空间中国家应该遵循"理性民族主义"身份认同路线,其权利包括网络主权、网络平等、网络管辖、网络安全等,其责任主要包括道德指引、法治环境、国际合作、国家发展等,网络空间国家角色主要包括信息服务提供者、网络治理参与者、价值法规主导者、全球文明创造者等。
治理理论与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践的相融性问题一直存有争议。而网络治理作为治理理论的改进与升华,能否突破西方舶来品不适用于中国现实国情的桎梏,实现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和发展的融合,关键看两者在推动国家治理机器运转中是否具有适配性。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两者的相融性进行分析可知:宏观层面,价值追求与目标定位的趋同使两者具备了融合的前提;中观层面,主体确立和运行框架的匹配使两者拥有了融合的基石;微观层面,理论能为实践提供良好参鉴。故网络治理理论的应用能对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践产生积极意义。
立足城市土地发展权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理论分析,研究旧工业用地再开发增值收益与分配机制,并在实施层面探讨基于政府、原产权主体、市场改造主体共享土地二次开发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以求为我国当前的城市存量用地再开发活动提供经验借鉴。城市土地发展权配置将直接影响城市旧工业用地再开发相关权利主体的经济行为与再开发收益。在增值收益共享的指导原则下,政府对城市土地发展权的调控应充分考虑公共利益、市场利益、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实现城市转型、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旧工业用地再开发主要通过土地贡献率、地价优惠、容积率激励、转让权扩大等一系列政策安排,实现土地二次开发收益的可持续性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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