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载体，中国城市群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发挥着关键引领作用，已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引擎。“十四五”期间，城市群发展在经济集聚、创新驱动、区域协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十五五”时期，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其中包括内部发展不平衡、产业同构竞争、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大等。因此，可从优化空间布局、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技术创新、加强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方面入手，提升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与整体竞争力，助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和发展具有良好的赋能效应，在赋能过程中呈现出数据表征、算力支撑、人机协同、虚实融合、绿色发展等时代特征。人工智能主要通过科技创新机制、要素赋能机制和产业变革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现阶段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数据共享与信息安全、科技伦理与治理体系、人与人工智能关系以及人工智能普及问题等方面仍然面临一定现实难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靶向路径: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促进实数融合，释放“人工智能+”的倍增效应;夯实算力基础，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坚持创新驱动，聚焦先进科技;重视人才培养，满足复合型人才需求。
回顾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理论曾长期被视为理解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范式。然而，以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西方现代化叙事进行了深刻反思。霍氏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揭示工业革命与帝国扩张背后的阶级压迫与全球不平等，挑战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适价值。在意识形态层面，霍氏批判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等现代化话语对社会矛盾的掩饰，并指出话语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机制。在对非西方路径的阐释中，霍氏肯定了苏联模式对西方国家内部改革的压力与启发，并指出拉美与亚洲等国家的现代化深受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限制。而霍氏的现代化观则强调多元性与历史情境，反对以西方经验为单一范式，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而平台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又是数字劳动研究中的最大分歧。对于非生产性的平台数字劳动，学界往往采用“数字尾气”和“数字石油”的隐喻来阐述其政治经济学意义，但这两个提法都存在一定的不足。相比之下，马克思的“自然力”概念能为我们清晰把握平台数字劳动的性质和深刻反思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一种更为确切的理论视角。如果说蕴含在自然界中的风、水、蒸汽等自然力是由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界运动产生的，蕴含在社会劳动中的自然力是由人在现实社会中实践创造的，那么蕴含在虚拟空间中的“数字自然力”则是由互联网用户通过平台数字劳动生成的、以庞大而零散的原始数据为载体的人化自然力。“数字自然力”和其它自然力一样都不费资本家分文并且经“人的手的创造物”消化后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数字自然力”并非劳动产品也无法直接创造价值，只不过由于被资本大规模无偿占有并被吸纳进生产过程，所以会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从“数字自然力”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澄清数字时代“一般智力”的准确内涵以及揭示数字资本增殖的真正源泉。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作为唯物史观内核，以辩证思维贯穿始终，解码个体与共同体的互动逻辑及社会演进规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批判性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实现范式突破，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构建出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批判力的共同体理论。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在生产关系动态演进中考察共同体形态，借“自然—虚幻—真正”共同体的辩证推演，揭示其随生产力嬗变的内在规律。理论建构呈现三重创新维度:本体论层面剖开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阶级统治本质，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锚定“真正的共同体”的经济基础;方法论层面借历史唯物主义解剖资本逻辑，勾勒出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路径;价值论层面确立个体自由与共同体发展的辩证统一，使人类解放获得历史必然性的科学支撑。这一思想体系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焕发新生，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根基，又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全球治理秩序，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动能与思想伟力。
叶适倡导功利之学，反对空谈性命，却未全然否定本源之性命;反对离器而言道，亦未全然否定本源之天道。实际上，叶适认为人道、天道各有其分，既不可以天道消解人道，否定人道之尊严，也不可以人道宰制天道，否定天道之本源价值。天道之本源价值即在于其为人性之根据，人所秉之性即为天所降之衷。除了天所降衷之性，叶适也肯定了人之欲与情。因此，若要成就人道，既需顺承天降之衷性，也要达民之所欲，内外交相成而可。此内外交相成之道即为劳作之道，人道之成根本上依赖于道德、政治，尤其是经济生产上的艰辛劳作。叶适对人的感性欲求的肯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劳作的肯定，突破了儒家传统道德中心主义的窠臼，拓展了儒家思想的理论空间。
随着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的核心平台，其交互界面设计不仅影响用户体验，更在无意识中塑造着用户的日常实践活动。惯习作为社会实践的内在化结构模式，成为技术叙事中主导算法设计到界面交互的适应性原则。而社交媒体平台作为特定的场域，则通过交互界面设计中的技术无意识和惯习化机制实现着技术对主体的全面“物塑”。在数字时代，技术“物塑性”与资本逻辑合谋，构建了技术日常化的微观权力结构，通过物塑性下的惯习化机制，实现了技术作为“大他者”对个体和社会的规训自动化。因此，唯有从技术“物塑性”现象出发，对技术无意识和惯习化机制进行深入批判反思，才能精准地把握数字时代技术、资本与社会三者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探索主体自由与解放的可能路径。
作为明代石谱的代表性作品，《素园石谱》对宋代《云林石谱》多有继承，这外在地表现在它们对同名石品的文字描述上，内在地表现为《素园石谱》在审美趣味、视野和审美观念三个方面对宋代赏石成就的继承。《素园石谱》亦自有其个性，其最大的创作是增加了石图，实现了图文并茂，并首次提出石谱“凡例”。《素园石谱》的主体内容是呈现前代赏石之收藏和鉴赏信息，表现于前人对赏石之题咏。这些个性揭示了中国古代赏石由宋而明的阶段性变迁:从赏石的发现到赏石之收藏，从欣赏石头的自身之美到借石头以表现赏石者的人文意趣，赏石审美视野与趣味日益主观化。明代赏石的主体形态已然从作为案头清供的个体小型石欣赏转化为群体、大型化，作为园林艺术主体要素的假山石之欣赏，此乃作为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要素的赏石传统对于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艺术的重要贡献，标志着自然审美成果向艺术审美的拓展与转化。拳石与假山，或者说作为自然审美的赏石与作为园林艺术核心要素的假山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明代赏石之较完善景观。
德里达1997年讲稿《言说事件的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的“事件”思想。在德里达看来，言语永远不可能真正把握和反映事件，不可能真正记述事件的本体，但言说事件的目的在于制造事件，促使事件发生，由此来考察寄寓在这一可能性中的不可能性。要言之，如当年《签名事件语境》所示，事件即行为。比较伊格尔顿认为事件就是作品本身，巴迪欧以“多”与“一”之间的困境来阐述事件如何在存在与虚无的绝境中做出决断，德里达强调事件不是在时间中逐次发生，它的不确定性永远是开放着面向未来，这未必是典型的解构主义式的乌托邦话语。即如他针对时代脱节提出的“新国际”而言，即便它远在天边，没有国家，没有政党，渺茫无踪影，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以人的代具性存在为出发点，探究实时对人类生存的切实影响。个体存在、技术物体以及社会场域是斯蒂格勒展开分析的三重维度。斯蒂格勒指出实时通过压缩时间的延迟，消解了延异的发生条件，导致个体无法建构自身历史性。在技术物体层面，由卫星网络和计算机等设备共同形成的数字技术体系通过即时计算与界面投射创造了普遍性的共时，使得人的生存程序化。在社会发展层面，实时通过制造工业时间客体将意识时间商品化，导致了“无未来”的后果。要克服实时造成的困境，需要以参与的方式恢复感性的循环，从而将技术的毒性转化为药性，重建人与技术的代具式关系。
《尧典》全篇不应区分为《尧典》和《舜典》两文，尧舜相连、共处于同一个时代，是文本书写者所要重点展现的意图，呈现出尧舜连贯一体、前后相继的文化寓意。《尧典》将舜称为“虞舜”而没有把尧称为“唐尧”的现象，展示出它基本定型于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的历史事实。《尧典》展现帝尧之德采用的是由明德到“亲九族”、再到“百姓昭明”、以至“协和万邦”的过程，这对应于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进阶;帝尧分派羲、和“观象授时”的行为是一种开创之举，进而取得天、地、人完美和谐统一的功绩，以至恩泽万代。文本通过“咨议”场景的再现以及提拔舜的过程，塑造出帝尧胸怀宽广、博大无私、任贤以治而又高瞻远瞩、通达睿智的形象。当《尧典》文本的书写重点转向舜之后，舜摄政以及即天子位之后的一系列事迹和作为，也侧面折射出帝尧的知人之明和无私信赖;与舜的积极行政相比，此时的帝尧已成为“隐形的天子”，于此帝尧又具有了“无为而治”的形象。“《尧典》可以观美”所塑造出的帝尧形象以及圣主明君的政治生态，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为典型的政治文明标杆。
文化主体性既包括反映国家意识形态性质和特点的先进文化，也包括被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华民族。中西现代性义理辨析表明同构的中国特色。文化主体性表现的不仅是先进文化的指导地位，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人地位。这种同构确立了先进文化的指导地位，使先进文化获得强大生命力。这种同构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道理、学理、哲理表明中国特色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具有明显不同，以其丰富的时代意蕴、文化意蕴和价值意蕴推动文化主体性巩固、文化进步和文化创新。通过普及和提高、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结合，防止出现没有文化主体的主体性，没有文化生命的文化主体性两种倾向，推动同构发展。
河西走廊地区的红色资源丰富，可归为西路军西征红色文化资源、解放战争红色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三类。基于三类红色文化资源的历时性叙事，红色景观建构的历史基础，在国家话语的引领与旅游资源的融合下搭建了多元景观叙事框架，以西路军相关纪念馆为支柱，带动其他红色景区的开发建设，并在景观感知中梳理历史性、文化性和革命性的红色基因脉络。通过整合重构红色景观形塑新的叙事空间，以数字景观的多元呈现拓宽红色纪念馆的叙事空间，叙事空间中凝聚的共同历史记忆与红色精神化为推动红色教育的坚实力量。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公私法结合的碳控排制度，其运行的有效性与诚信密切相关，亦与我国正在构建的社会信用体系存在内在联系。在信用层面，可将该制度分解为“排放”信用、“交互”信用与“履职”信用三个方面。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这些信用面向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排放”信用的数据披露混乱且不乏数据造假、信用评价制度化路径不明、信用罚则不足，“交互”信用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缺乏信用评价，“履职”信用中配额确定与分配的参与程序保障不充分、监管手段针对性不强、监管主体多元而性质地位不清。鉴此，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设上，需通过法律实现相关制度与信用的深切融合。针对碳“排放”与“交互”信用，应基于“征信—授信—守信”逻辑，构建以信用信息归集、评价、奖惩措施为脉络的监管制度;针对“履职”信用，需依据政务诚信要求，在政府法制框架内完善重点排放单位及公众参与程序、监管权责清单、被监管对象反馈程序及监管主体性质认定与信用规制等制度。
当前我国两大碳交易市场面临着活跃度低、供需失衡的困境，通过货币信用理论予以分析，其原因在于我国碳排放权和CCER在易售性与流通信用方面的严重不足。而根据货币信用理论，一个产品若要赢得市场的广泛认可，必须具备易售性和流通信用这两大核心要素。碳排放权与CCER的易售性受限，主要归因于政策导向偏重、碳产品拟制制度不健全、抵消比例受限、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以及交易产品和方式单一等问题;流通信用的不足，缘于碳排放权与CCER的法律属性不明确，交易价格机制与监管制度存在缺陷，导致市场缺乏必要的、真实的信用支撑。为充分激发两大碳市场活力，促进两大碳市场耦合，进而助力实现碳中和，有必要衔接两大碳市场，并结合信用概念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变迁，以货币信用理论为指导，构建一套适用于两大碳市场的中国式碳信用交易法律制度。该制度应明确碳排放权和CCER的用益物权属性，并在中国化的“碳信用”概念下进行构建，以提升易售性和流通信用为导向，完善碳产品拟制与交易准入制度，丰富交易产品种类与方式，强化碳信用交易的评价与监管机制，同时建立两大碳市场及国内外碳交易市场的衔接机制，从而全面构建起中国特色碳信用交易法律制度。
企业数据保护是数字经济法治化进程中的崭新课题。实践中，企业通常寻求著作权路径、商业秘密路径或反不正当竞争路径等主张数据权益，然而法院在处理数据纠纷时囿于规范供给不足，未能从根源解决企业数据权属和利用问题，难以有效回应企业数据保护的现实需求。建构企业数据产权乃破解数据保护困境之新路径。鉴于企业数据形态多样、利益关系复杂、法律属性动态演进等多维特征，单一的产权保护模式难以有效平衡与统合其内在多元利益与多重法律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需遵循类型化路径进行企业数据产权设计。以企业劳动投入程度为依据将企业数据类型化区分为原始数据、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并据此采取差异化产权配置，赋予不同强度的保护，有助于实现企业数据的充分保护与合理利用。具体而言，对原始数据整体宜设置原始数据持有权，赋予弱排他性产权保护，以维系数据存续秩序;对数据资源宜创设数据资源控制权，赋予有限排他性产权保护，经由权利限制机制实现数据权益保护与流通利用的平衡;对数据产品宜确立数据产品财产权，赋予强排他性产权保护，以激励数据产品的开发生产，由此构建企业数据类型化产权保护制度。
成就预期是人们有关未来能够取得社会成就可能性的判断，它不仅塑造着当下的决策与行动，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心态。基于2010—202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系统呈现了青年流动人口成就预期的变迁趋势，并重点剖析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对青年流动人口成就预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青年流动人口的成就预期整体较为积极，主要表现为对地位稳定或短距离向上流动的乐观判断。青年流动人口成就预期总体趋于保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成就预期更趋于保守;而经济增长速度可显著提升个体的成就预期，且该提振效应在流动人口中尤为突出。未来应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并强化政策精准干预，以提升青年流动人口的发展信心与前景预期。
城市社区治理正面临任务下压与诉求多元的双重压力，而治理资源的碎片化进一步削弱了社区的回应能力。当前研究多聚焦于资源整合阶段，较少关注资源识别作为治理资源生成前提的独立价值与内在机制。基于W社区的案例研究，揭示了社区党组织在整合治理资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研究表明，党组织通过制度嵌入、问题导向和清单管理完成对潜在资源的识别、判断与归集，使分散资源进入可治理状态;同时依托政治认同、情感感召、精英动员和利益嵌入等方式，实现资源的有效联结、功能激活与结构嵌入。资源整合并非对既有资源的简单调配，而是一种涵盖识别、判断、储备、转化与整合的组织性建构过程。社区党组织在碎片化治理情境中充当资源的结构性调节者，通过重组资源关系、提升资源能动性与构建共同目标，形成了独特的整合路径。
“悦己消费”的盛行反映了情感的需求与满足成为消费的重中之重。在看待情感消费上主要存在四种理论视角:文化矛盾论、情感自我满足论、相互关联论以及理性和情感共存论。依据理性和情感共存论，可以发现基于真实性(authenticity)追求，“悦己消费”围绕情绪这一核心，其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市场和知识界的“合谋”，将个体建构为追求自我疗愈、自我管理和自我理想的“三位一体”情感主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而在我国盛行的“悦己消费”则以中庸为情绪管理的核心，通过个体的修身养性在寻求身心健康和自我实现的同时，也是国家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完善各项制度与设施，谋求人们幸福生活的见证。这无疑构成了对“悦己消费“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存在弊端的批判性超越与引领。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5年、2018年与2020年三期追踪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清洁取暖政策对失能老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在失能老人群体中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首先，清洁取暖政策显著提升了失能老人群体的主观健康感知，为环境改善与脆弱群体健康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初步证据。其次，老年人健康感知随年龄增长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而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最后，在年龄结构维度，低龄失能老人的政策效应受益幅度高于高龄群体;在照护资源维度，获得生活照料支持的失能老人从政策中获益显著，缺乏生活照料支持群体的政策效应不显著。基于上述发现，建议进一步增强政策的健康导向性与群体敏感性，完善差异化政策供给与适老化配置，推动环境政策与基层照护体系的有效衔接，并建立动态评估与反馈机制，以更好实现生态改善、健康促进与社会福祉的协同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的保障，为了深入研究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粮食安全情况，以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分析支撑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基于我国粮食安全与数字经济发展高度关联的现实，通过计量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实证与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凸显我国粮食产业链的短板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农民收益的稳定保障是粮食供应链的风险点，长板是不受制于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中部、东北地区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区。提出以提升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为目标，以人为本构建粮食安全体系，因地制宜推进粮食产业链数字化，打造以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为核心的原创技术体系，调整西部地区的农业政策，夯实粮食生产带北延西扩的基础，与时俱进重新划定粮食主产区等有效措施着力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基于2003—2022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协同创新的作用效果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城市协同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资本流动、激发创业活力和推动人才集聚三条路径提升城市协同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协同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夯实城市协同创新基础;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强化创新资源集聚与辐射能力;提升城市协同创新效能，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资本流动、激发创业活力与推动人才集聚中的关键作用;根据城市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与行政等级，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协同创新策略。
新质生产力以其蕴含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潜能，正成为推动乡村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与重要引擎。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要素优化、绿色发展、人才支撑等内在机理赋能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但在实践中却面临着新科技普及应用的客观要求与实际效果不匹配、乡村文旅所需的新型人才与现有劳动者素质不对等、乡村文旅产品的供给与现实需求不协同、乡村文旅资源的传统要素利用与新要素激活不同步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为此需要从构建数字技术与乡村文旅融合的普及应用机制、培育本土人才与新型人才相结合的成长机制、逐步建立传承与创新相融合的发展机制、完善发展传统要素与新质要素的优化整合机制等方面构建起赋能的长效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农户生计韧性进而实现乡村振兴至关重要。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构建农户生计韧性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计韧性的作用机制及其实际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农户整体生计韧性，并对其各构成维度——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均产生积极促进作用;(2)从细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等方面均表现出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显著增强效果。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和提高农户金融素养，促进了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4)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粮食主销区、务农主导型以及高收入农户的生计韧性提升作用尤为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户金融素养和数字技能、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内容以及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以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