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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实践的经验总结，为兼具进取性与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空间上的覆盖水平由区域协调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决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多维化特征显著，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共同支撑着区域协调发展向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推进。“十五五”时期需要高度关注城市群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功能化发展理念制定国家级城市群发展方案，促使城市群之间建立协调的分工协作关系，使主体功能定位清晰的城市群成为践行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
克尔凯郭尔其人其思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已有百余年历史。近五年来，随着十卷本《克尔凯郭尔文集》以及两部国际克尔凯郭尔研究界重量级《克尔凯郭尔传》的中译本相继出版，对克尔凯郭尔的阅读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势在必行。鉴于克尔凯郭尔的非学院派写作是一场生命与作品交织的过程，离开了对其生活故事的了解，尤其是离开了对其包含假名、反讽、隐喻等特征在内的“间接沟通”写作方式的把握，读者很可能会错失克尔凯郭尔作品所欲传达的思想主旨，因此首要的阅读方式是以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以期达到对其作品的同情式理解。作为事情的另一面，“间接沟通”的写作方式为直接理解克尔凯郭尔思想设置了重重障碍，同时也使克尔凯郭尔文本呈现复调特征，因此，还需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在同情式理解和整体性理解文本的前提下，努力捕捉那些溢出克尔凯郭尔原初写作意图的东西，最大限度地令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当代化。
长期以来，后现代主义者福柯被视作反对建构思想体系的典型。但从新近出版的各种福柯遗稿中可发现，福柯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很明确的体系性规划，即研究“思想体系史”。在福柯这里，“思想体系”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思想”包含真理、治理、伦理三个主题要素。并且，这三个要素不是分属福柯思想的三个阶段，而是通贯福柯思想的每一阶段；这三个要素也不是平行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互相涵盖、互相统摄的关系。所谓“体系”,就是由这种关系所形成的结构，可称之为“三一结构”。“三一”的意思是“即三即一、即一即三”,也就是说，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涵盖和统摄另外两个要素。福柯所研究的这种结构也可以用来研究福柯本人的思想，从而消除福柯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抑或知识、权力、伦理三个领域之间的隔阂，对福柯思想进行一种总体的、综合的理解。
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乌托邦精神同老子的哲学思想一道构成批判现代“异化”问题的重要维度。资本主义制度构建人的全面异化景观，其在钳制与遮蔽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反向催生人类解放哲学的复归。布洛赫深谙老子哲学既是客观现实性与自为实践性的辩证统一，也是理论本原性与未来超越性的统一。因此，布洛赫一方面深刻解蔽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剥削性及其意识形态的伪善假面，另一方面将老子哲学中的“无为”概念与其哲学思想中的希望精神进行关联，并通过强调马克思的变革精神与斗争理念，以达到哲学的内在反思和人之主体性的复归。布洛赫对“具体的乌托邦”与“无为之为”哲学概念行之有效的探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维度，为人类应对当前数智化时代的异化困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人类加快解放步伐与迈入自由而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有深远影响。
王弼认为儒家以道德情感为基础所表彰的仁善由于要求施为而有致恶的可能性，这种结构性缺陷会导致自我本真的丧失从而无法保证万物完满地存有。王弼对于传统道德的批判直接要求着“善”的离场，而通过对“无”的论述，他试图指出在万物存有的过程中已然包含着一种正当的应然性。这种本在的应然性一方面显现出万物的初始状态具有着超越善的终极价值，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万物对“以无为用”的实践恰恰需要通过对追求善之行为的抛弃来完成。对于获致“无”这种终极价值的具体方法，王弼认为人可以通过性情修养来实现，即通过虚静之本性对妄作之情欲的归正来实现超越性的善。在这种对“善”的消解与重塑中，王弼既完成了对传统道德哲学的批判，又确立了自己新的道德哲学。
唐代的长安城北是雄伟的宫殿，城南是巍峨的终南山。唐代诗人早朝活动及相关诗歌中出现的终南山，并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而是政治空间的延续，它与城北的宫阙一起构成了诗人们的精神故乡。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宫殿视野里，其感觉是“南山依殿前”,以宫廷为主体，表达了的功名满足感；二是退朝后望和游。在这种语境下，有的诗人望南山而退隐，是“南山思早归”;有的是望南山而忧国运，是“幸见终南山”。两种望终南山的视角所描绘的艺术空间，寄托了诗人们对“故乡”追寻，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功名、自在、家园意识。望南山所获得的“故乡”体验，使长安宫殿与终南山的物理空间充满了深厚的精神蕴涵。
紫姑神信仰发展至唐已臻成熟，宋代文人迎请紫姑神的活动、文人对紫姑神身世才情的书写与紫姑神叙事创作，使宋代文士笔下的紫姑神叙事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一，紫姑神形象趋于雅化，紫姑神何媚逐渐接近于史传小说中的悲情才女形象，其他紫姑神形象具有文人色彩；第二，宋人迎请紫姑神的目的和紫姑神叙事内容日益娱乐化，迎请紫姑神不再局限于奉祀占卜，紫姑神叙事多见轶事趣闻；第三，才情文笔成为紫姑神降笔书写的核心内容，紫姑神降笔多清雅之作；第四，宋代紫姑神叙事的传奇志怪化，紫姑神开始成为宋代神怪叙事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宋代文士笔下的紫姑神博学多识、富有才情、机敏善辩，呈现出典型的文士化特征，究其原因，与宋代文人参与占卜活动的普遍性、宋代文人以文学疗愈自我的书写策略、宋代文人以趣为文的创作心态和宋代俗文学与雅文学发展的融通互鉴密切相关。
自宋太宗以降，皇帝以御笔临帖赏赐臣下成为宋代政治文化中君臣互动的重要形式。在士人获赏回应的书写行为中，为御赐书作跋臻南宋而方兴，不断演化出新的文本形态。南渡之际，书艺在民族情感和恢复之志的感染下承担着赓续政统、传承斯文的象征角色，参与正朔建构。经由复现情境、制造多重对话等方式，士大夫记录并解码帝王意志，围绕御赐书的意义指向书写自身情志。这种回观叙述一方面使书画类题跋生成关涉时下政治命题的功能扩容，一方面保留了书写者思想心灵的动态真实。因应政治语境的迁转演化和文体发展的内在理路，士大夫将御赐书跋深化为自述己志或自陈心曲的言论空间以及塑造自我身份的不朽之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始于九一八事变。中共满洲省委于1931年9月19日发布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九一九宣言)公开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对日武装斗争，特别提出建立“工农兵劳苦群众”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21日又形成决议，提出要加强中韩劳苦群众反日联合战线。1933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的指导东北党组织的《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确定了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斗争与反日游击战争。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东北军民的抗战中进入理论创设与实践阶段。
西北国际交通线是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物资运输的生命线，甘肃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遗留下许多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对西北国际交通线甘肃段遗址遗迹位置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提出了修复保护、标识保护和数字化技术等多种保护路径，特别是建立高精度数字化档案和数字博物馆，为西北国际交通线甘肃段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加强抗战时期文物系统保护提供信息，对服务公共文化、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文化现代性是现代性在文化领域中的重要表征，也是现代化运动的一种思想观念的彰显。城市化进程作为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始终伴随着现代文化观念的萌生与发展演变。现代城市发展中，体现现代性内涵的现代文化的形成与传播离不开现代大众传媒，它以促进消费来刺激现代时尚产品的生产，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构成。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而且存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话语权博弈。保护和维系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与根脉，既要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还要将其上升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与行为自觉。立足中国国情的城市现代化，其要旨在于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惟其如此，才能在制度构架、治理模式、文化基础等方面，形成自身的发展道路与文明形态，从而避免身份认同危机，既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又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表征。
科学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成果和重要凭借，因其具有知识的特质而成为重要的文化样态，蕴含着丰富而厚重的文化和精神价值。人类在凭借科学技术获取财富的过程中，逐渐放大其功利效应，张扬其工具价值而忽视其人文价值，由此造成背离科学技术本原价值的科技异化现象。这种异化现象伴随每一历史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体现出差异性、复杂性特征，使问题的纾解具有了长期性和挑战性，由此需要着眼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通过厘清科学技术的价值立场、激发追求真理的朴素情结、发掘科学技术的精神元素、彰显人文价值的范导属性等方式加以克服和解决，以此促进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人类发展。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课题而言，需要多维度发掘科学技术的文化价值，促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全社会科学文化素养，涵养科研学术人文生态，增强和谐社会建设文化滋养，以此突显科学技术的文化向度和价值属性。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市场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各主要经济体的市场结构亦在实质性重塑。在此背景下，如何以完善的法律制度释放市场活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市场经济立法的重要价值目标。为回应市场经济新发展阶段对公司法治的现实需求，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坚持“经济正义—公司自治—可持续发展”三重价值导向，将营利激励、职工参与和社会责任等原则系统嵌入公司法的制度设计中。同时，新《公司法》围绕登记、资本、治理与责任四大制度模块进行了系统重构，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增强了财富增长的内生动力，发挥了商事法律在价值引领、行为规制和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功能。新法的制度改进亦具有外溢效应，其在产权保护、治理结构与责任机制上的完善，有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法治发展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法律支撑，并为后续市场经济立法提供可借鉴的制度样板。
我国《公司法》第71条规定了董事无因解任制度。基于股东与董事之信义法律关系，无因解任制度导致股东压制之虞，应明确《公司法》第71条规范在有限责任公司中为授权性规范，得以公司章程排除适用，在股份有限公司为强制性规范，仅得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排除适用。基于董事选任程序和规则、特殊董事设立之目的和实际功效，国有独资公司的委派董事应排除适用无因解任；职工董事应由职工大会无因解任，累积投票选任之董事的无因解任也应采用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和交错任期董事应由法律法规确定无因解任的适用例外，即这两类董事不得无因解任。为了平衡股东与董事权益，规范无因解任之运用，应构建通知、参会陈述和分别决议董事解任和赔偿金的严密解任程序。董事丧失任职资格、违反信义义务、履职能力显著缺陷且严重影响公司利益，这三方面是董事解任的“正当理由”。董事无因解任的赔偿金，法院裁决时应考量剩余任期、当前薪酬水平和任职期间公司经营效益等因素。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AI泛化的时代。AI技术的破坏性创新挑战着现代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有必要重新反思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以建构适应泛AI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民事权利理论”与“权利束”理论已经难以适用于泛AI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客观需要，会导致个人权利的实质性缺位。相较于依赖被动合规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和保护范围狭窄的信息隐私权，个人信息自决权以“自主人格发展”为价值内核，通过赋予个体对信息的自主控制权，更全面地回应了技术权力扩张下人性尊严的防御与实现需求。基于对个人信息法益属性二分性的考量，应当明确个人信息自决权的规范目的是“人格发展”为核心，兼顾“合理利用”。以人格发展为规范目的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聚焦于处理行为的前端防御，通过优化知情同意原则的实施路径与完善差异化的个人信息分类保护机制，强化信息主体的自主性控制。而合理利用的规范目的指向处理活动的过程约束，通过强化信息处理者的合规义务，平衡数据流通的公共价值。
生态保护修复是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和提升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重要措施。在政策导向下，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为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公私合作的实践面临法治困境：在静态“法”的层面，政策激励有余但法制不足，社会资本参与的主体资格、权利义务、责任分配、程序规范、退出机制及救济路径缺乏专门法律支撑，难以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框架；在动态“治”的层面，全过程依法监管的常态机制尚未健全，双向监管、信用监管以及社会监督等多元监管工具未能有效激活。这就需要从“良法”和“善治”两个维度进行相应的机制设计：一是强化法制建设，以权利(力)义务和责任的法定、收益和风险的依法分担、多主体间信任的法治促成等实现从政策导向到法律优先的跃升；二是依法建立科学高效的监管机制，实现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依法监管的常态化，强化多元主体的监管协同，实现多种监管工具的优化组合，以有效的监管保障社会资本的有序参与。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失能老年群体持续扩大，照护服务体系建设面临挑战。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老年人整合照护(ICOPE)方案，强调以功能维护为导向的综合性健康干预，为中国完善老年照护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依托医养结合、基层医疗和社区养老等体制机制的持续完善，中国已具备推动ICOPE本土化实践的制度条件。基于此，从搭建整合照护的顶层治理架构、对老年人状况的基本预估、绘制社区照护资源图谱、创建多学科团队与临床网络中心、开发服务模式、构建要素支持体系六个步骤构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社区整合照护纵向整合框架。中国社区整合照护治理框架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技术性方案，旨在推动社区老年人照护服务从失能应对到能力维护转变，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多元主体协同水平，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提供制度支撑与路径参考。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加快推进儿童福利体系建设，既是对现代家庭的有力支持，也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现有关于中国儿童福利体系的研究中存在概念界定模糊、理论分析薄弱、比较研究不足等问题，在此条件下基于儿童发展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聚焦儿童生存发展各阶段的关键问题，锚定“十五五”时期发展要求，构建了儿童福利体系的“宏观国家—中观社区—微观家庭”三级响应机制。提出了针对性应对策略：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国家监护制度体系；聚焦儿童需求，织密社会照护支持网络；投资家庭建设，健全儿童成长支持链条；理顺治理机制，创新协同发展长效机制。
我国各级园区有数千家之多，但其中约600家国家级开发区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引擎。新形势下，国家级开发区面临更大内外部压力，如产业变革与创新能力、园区规划与区域联动发展、管理体制与人才资金要素等方面还存在诸多挑战，还被期待肩负起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使命。从理论上看，国家级开发区具备科技创新优势、相对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雄厚的资源禀赋基础和旺盛的制度创新活力，将有力促进、并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国家级开发区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亟须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从规划引领、联动发展、管理机制、政策协同、产学研融合等角度精准发力、提质增效，以更好地发挥国家级开发区的“领头羊”作用。
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依靠基础研究拉动、依托应用场景驱动、产业跨界融合驱动和前沿技术驱动是面向未来产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主要需求与形态。面向未来产业的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模式可分为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主导的创新链推动产业链融合模式、以创新型企业主导的产业链拉动创新链融合、以产业链链主主导的产业链牵引创新链融合和以数字平台企业主导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双向融合。因此，要通过发挥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持续强化创新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未来产业产业链链主企业和发挥数字平台企业创新赋能作用等方式加快推动面向未来产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
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十四五”期间，中国城镇化速度呈现波动、快速、减速特征，各省城镇化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收敛特征且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3%以上。近年来，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体系不断优化、县域城镇化全面推进、城镇化改革成效显著，未来推进城镇化重点需要注意各类农业转移人口存在不同需求、各类城镇发展存在不同矛盾点、各地县城发展质量有待提升以及各项改革的合成谬误等问题。“十五五”期间，要顺应城镇化趋势，按照以人为本、顺势而为，因地制宜、分类发展，系统协同、统筹发展的思路，以权益同城化为导向推进市民化，以提高人口迁入地承载力为抓手优化城镇体系，以县域城镇化为突破口带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战略转型和改革攻坚。
脱贫攻坚完成后，中央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基于对过渡期农村帮扶政策进行的长期、系统性跟踪调查，从公共政策视角出发，结合过渡期后农村帮扶政策面临的新形势，提出政策调整建议。研究表明，过渡期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欠发达地区的基本问题，防止返贫致贫始终是一个底线任务，需要适度保持帮扶政策的延续性，将部分发展性困难群体纳入农村帮扶政策体系；稳步提升基本生活补贴类帮扶政策支持水平；拓展产业发展类帮扶政策的覆盖对象和支持范围；优化升级就业支持类帮扶政策；规范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类帮扶政策；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下拓展基本公共服务类帮扶政策；创建困难村社区发展帮扶基金，规范完善欠发达地区防返贫保险；优化面向欠发达地区的区域补偿和区域对口帮扶政策。
人才是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要素，尤其是在重点帮扶地区，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以精细化治理理论为切入点，紧密结合重点帮扶地区乡村振兴的特征，从行业—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精准化的人才回引分析框架，旨在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一套全新的政策导向与实践指南。重点帮扶地区的人才回引面临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人才供需关系的失衡、激励机制的缺失、发展环境的局限性以及人才自身回归意愿不足等现实挑战。面对这些挑战，需要进一步优化区域发展环境，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乡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人才回引精准识别方案；按照重点帮扶地区的发展需求，制定人才回引的精准管理方法；构建多元化人才引进格局，拓展人才供给渠道；多措并举凝聚人心，打造留人环境。
气候变化已成为常态，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造成很大影响，也成为未来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重要制约因素。在系统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空间布局、生产资源、种植结构、技术要求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揭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粮食生产领域面临一系列挑战，主要体现在：对农业气候韧性的认识尚显不足、粮食生产区域的优化布局进展缓慢、种植结构的调整存在滞后现象、生产技术支撑保障力度不足以及政策保障体系缺乏系统性。为此，从注重提高农业气候韧性、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调整粮食生产种植结构、夯实粮食生产技术支撑、健全粮食生产政策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